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大法官于2020年9月18日病逝，至此她已经在美国联邦法院系统担任法官超过四十年，其中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时间长达二十七年。当她在1993年由克林顿总统任命进入美国最高法院的时候，保守派已经占据了优势，她和史蒂文斯、苏特、布雷耶组成了坚强的自由派联盟，凭借自己严谨的法律论证和人格魅力，时而能够把奥康纳或肯尼迪拉入自己的阵营，在特定的案件中形成自由派多数。这种微妙的平衡一直持续到金斯伯格去世，尽管此时的保守派阵营已经愈发巩固，托马斯、阿利托、戈萨奇和卡瓦诺都属于不可动摇的保守派，但深谙司法技艺的金斯伯格和她的盟友们有时还是能让首席大法官罗伯茨选择站在法律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她十分明白原则与妥协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司法生涯中贯彻的工作准则是：“为那些你真正关心的事情而斗争，但斗争的方法要使别人愿意加入你。”她的去世使这种平衡彻底丧失，接替她职位的巴雷特大法官是一位坚定的保守派，六比叁的格局使得美国最高法院在有争议案件中的判决变得高度可预测，这在否定女性有权选择人工流产的多布斯案（2022）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金斯伯格大法官将因为自己坚如磐石的精神力量、一丝不苟的法律专业能力、追求性别平等的执着信念为后人为缅怀，同时也会因为自己的去世使美国联邦司法大厦陷入的长期倾斜状态而让人追忆。
本书虽然出版于2018年，未能覆盖金斯伯格大法官生命的最后两叁年，但却是迄今最详尽、最权威的金斯伯格传记。作者简·哈特是一位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叙事生动而流畅，既能聚焦于传主的人生轨迹和个性特质，又铺陈了她的社会关系和时代背景，详略有度，取舍合宜，使读者得以身临其境般地与传主一起成长，感悟她的感悟，热爱她的热爱。作为有幸先读过这本书的一名读者，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此书中最令我感动和最启发我思考的几个片段，而这只是阅读此书的无数收获中的小例子。
一、法学院女生的职业标杆
金斯伯格大法官是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二位女性大法官。1981年9月25日，由里根总统任命的奥康纳宣誓就任（Sandra Day O’Connor），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法官，获得了FWOTSC（最高法院里的第一个女人）这个专有称号。
实际上，女性进入法律职业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1855年，芝加哥女士米拉·巴拉德维尔（Myra Bradwell）成为一位执业律师（她的丈夫）的学徒，尽管她取得了诸多的成就，比如共同起草了《伊利诺伊州已婚女性财产法》并创办了《芝加哥法律新闻》，但法律职业群体却拒绝接纳她。1873年，伊利诺伊州律师协会拒绝接纳她为会员，尽管她以高分通过了该州的律师资格考试。她提起了诉讼，官司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从州到联邦法院都支持了律师协会的决定。在布拉德德维尔诉伊利诺伊州一案的判决中，布拉德利大法官写道：“女性天生而又恰当的胆怯和柔弱使她们显然不适合从事各种与公共生活相关的职业。”直到金斯伯格入读哈佛法学院的1956年，她所在年级的500名学生中仍仅有9位女生，而且女生仍需要为自己读法学院做辩解，比如当时的院长欧文·格里斯沃尔德（Erwin Griswold）在开学后的欢迎晚宴上专门问每一位女生：“你为什么来哈佛法学院？为什么占掉一个男生的位子？”本书中提到，金斯伯格的回答是“为了理解丈夫的工作”。
如果说作为一位女性进入哈佛法学院本身就已殊为不易，那么作为一个新生儿的母亲在法学院就读就更加不易了，更何况这位母亲在法学院二年级的时候还要照顾罹患癌症的叁年级丈夫。琼·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婚前的名字）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毕生挚爱马蒂·金斯伯格，并且在大学毕业后马上结婚。婚后一年，他们的长女简出生了。到金斯伯格入读法学院的时候，她和马蒂的女儿刚刚一岁零两个月。夫妻两人一边照顾女儿一边读书，露丝往往在哄女儿入睡后才能熬夜读完第二天的课程材料。在这种情况下，金斯伯格不仅在第一学年就名列前茅，还在第二学年进入了《哈佛法律评论》编辑部，这是美国法学院最优秀学生的身份标志。
在养育幼儿的同时取得学业上的优异成绩已非常人所能为，更何况在1957年12月马蒂被诊断出患有睾丸癌。露丝不仅要照顾手术后和化疗中的丈夫，照顾年幼的女儿，还要在完成自己的课程学习和编辑部事务的同时帮丈夫听课和做笔记，也就是说，在1959年春季学期里，她一个人上了两个人课。幸运的是，这种异于常人的坚韧获得了令人称羡的结果，马蒂不仅康复了，还顺利毕业并获得了纽约知名律所的工作。为了一家人完完整整在一起，露丝向哈佛法学院申请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然后取得哈佛的学位证书。对这个申请的拒绝使哈佛错失了一位伟大的校友。当露丝日后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时候，哥大法学院以她为傲。
这段婚姻、生育和求学经历便已展现出传主卓越的人格品质。家庭与事业难以兼顾的难题，她以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克服了。在此后的一生中，她常常以旁人未能察觉的默默付出取得世人惊叹的客观成就。“在需要照顾时强调性别差异，在争取利益时强调性别平等”，这种女性主义者经常面对的指责完全不能适用于她。作为她的终身伴侣，马蒂了解并感恩她所做的一切，在照顾家庭与拼搏事业之间从不主张“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与她一起共担经营家庭与经营事业的重负。比如，露丝不擅厨艺，以至于孩子们都求她不要再做饭了。马蒂便自己练就了惊人的厨艺，以至于在他2010去世之后，最高法院大法官家属们合作出版了一本向他致敬的纪念文集，其中收录了他自创的若干菜谱，书名叫《最高大厨：马丁·金斯伯格》（Chef Supreme: Martin Ginsburg）。而露丝在自己的法律职业生涯中一直追求的，也是真正的性别平等，包括对男性在照顾家庭方面的付出给予法律上的认可。
二、性别平等，意味着性别的社会角色定位上的平等
平等是一项需要国家和社会付出巨大努力去推进的公共事业，而不是一种消极自由。在我国，通过土地改革、妇女解放运动和婚姻家庭制度改造来营造平等的社会条件，然后再以《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来确认社会改革的成就，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便是遵循了从平等到平等权保护的现实逻辑。在美国，建国之初以宪法条文的形式确认的奴隶制要通过内战的方式才得以废除，而内战后通过的旨在确立种族平等的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十四修正案最为重要）要经过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以及其中数十代人的努力才部分转化为社会现实。将种族平等的宪法原理扩展适用到性别平等的领域，则是金斯伯格的主要贡献，因此，金斯伯格被称为“性别平等领域的瑟古德·马歇尔”（瑟古德·马歇尔是废除公共教育中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布朗案中的原告律师，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位黑人大法官）。与马歇尔大法官一样，她也是首先参与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运动，作为美国民权联盟的律师代理一系列的宪法诉讼，而后又作为联邦法官通过司法判决确立性别平等的法律原则。
有趣的是，露丝代理的性别平权案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件是她的丈夫马蒂极力“怂恿”她去代理的，而且夫妻二人在诉讼过程中通力合作，作为顶尖税法律师的马蒂负责其中的税法部分，露丝则专注于宪法论证。这就是莫里茨诉税务专员案。查尔斯· E. 莫里茨是一家图书公司的推销员，他是个单身汉，与89高龄且瘫痪在床的老母亲一起生活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由于工作时无法照顾母亲，他雇用了一位护工。到了要报税的时候，他想把付给护理人员的工资从税款中扣除。根据美国税法，在同样的情况下，未婚且有工作的女儿是可以申请税收减免的，但儿子不行，国税局拒绝了他的请求。莫里茨随后以遭遇性别歧视为由提起了诉讼。这个案子最后一直打到美国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院。在金斯伯格夫妇看来，这是一个典型的性别歧视案例，这种基于成见赋予男女不同的社会角色并在税法上加以区别对待的做法对男性和女性都不公平，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确立的平等对待原则。法院最终采纳了这一论辩，宣布税法中的这种区别对待违宪。
这种思考方式贯穿到金斯伯格的整个法律职业生涯之中。她清醒地认识到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根深蒂固地体现在社会生活和法律制度的各个方面，是一种建制化歧视，不仅对女性不公平，而且对试图更多照顾家庭的男性也很不公平。因此，性别平等事业是一项艰难而曲折的事业，需要移除社会成见以及体现社会成见的法律为男女平等参与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设置的种种障碍。此种障碍存在于从税法到劳动法、医疗卫生法的各个法律领域。
叁、作为社会史和法律史的个人传记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经典论述在这本传记中得到了极为精彩的呈现。家庭和职业是两种最基础的社会关系构型，人在其中活出自己生命的社会意义。金斯伯格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女性知识人和法律人，她以自己的人生履历践行了自己在学术作品和司法论证中所主张的原则，使我们看到一位女儿、妻子、母亲、女教授、女律师和女法官如何在自己的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也让我们看到她的个人成就如何改变了美国法律和美国社会。本书中译本语言流畅，可读性很强，对每一位想要过有尊严、有价值人生的女性和试图理解她们、尊重她们的男性中文读者而言都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作者介绍】
郑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企划委员会主任、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涉及人的科学研究伦理委员会委员。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