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公司法》，于2024年7月1日起施行。本次修订是《公司法》实施以来修改内容最多、力度最大的一次，此次《公司法》修改增加很多新制度，完善公司资本制度；优化公司治理；加强股东权利保护，强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完善公司设立、退出制度，国家出资公司以及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对于方便公司投融资和优化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实施好修订后的《公司法》，意义重大。为此，我们专门约请了理论功底深厚、实务经验丰富的知名教授、资深法官等理论与实务界人士，重点针对修改条文，紧扣立法原意，准确科学解释相关条文的规范意旨, 坚持从实践问题出发, 突出解决司法适用中的重点难点疑点,辅以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例促进理解与适用。本文为《公司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一书的序言。
【中文关键字】公司法；理解与适用；序言
【全文】
1993年12月29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公司法》诞生。30年后的同一天，即2023年12月29日，该法继2005年第1次修订之后第2次修订。前者以《民法通则》为背景，旨在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计13章219条，后者以《民法典》为背景，旨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公司制度，计15章266条；二者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宪法》为根据，均自7月1日起施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深化国有公司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司现代化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等方面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公司制度和实践进一步完善发展，同时对《公司法》修改提出新要求。
第一，修改《公司法》，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公司制度，深化国有公司改革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对国有公司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公司制度是国有公司的改革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决定提出，推动国有公司完善现代公司制度；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党的十九届叁中全会决定提出，将国有重点大型公司监事会职责划入审计署，不再设立国有重点大型公司监事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深化国有公司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公司制度；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公司做强做优做大，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优化民营公司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公司产权和公司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公司制度，弘扬公司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公司。党中央、国务院《对于深化国有公司改革的指导意见》等对推进国有公司改革发展作出具体部署。修改《公司法》，贯彻落实党中央对于深化国有公司改革决策部署，是巩固深化国有公司治理改革成果，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公司制度，促进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修改《公司法》，是公司治理法治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创新活力的需要。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修改《公司法》，为方便公司设立、退出提供制度保障，便利公司融资投资、优化治理机制提供更为丰富的制度性选择，降低公司运行成本，是推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好激发市场创新动能和活力的客观需要。
第叁，修改《公司法》，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加强产权保护的需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权益。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修改《公司法》，健全以公司组织形式和出资人承担责任方式为主的市场主体法律制度，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完善公司设立、运营、退出各环节相关当事人责任，切实维护公司、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产权平等保护的重要内容。
第四，修改《公司法》，是健全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资本市场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多层次市场体系。修改《公司法》，完善公司资本、公司治理等基础性制度，加强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
第五，修改《公司法》，是《公司法》现代化的需要。《公司法》颁布30年来，对于建立健全现代公司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现行公司法律制度存在一些与改革和发展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主要是：有些制度滞后于近年来公司制度的创新实践；我国公司制度发展历程还不长，有些基础性制度尚有欠缺或者规定较为原则；公司监督制衡、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中小投资者和债权人保护需要加强等。十叁届全国人大以来，全国人大代表共有548人次提出相关议案、建议，呼吁修改完善《公司法》；一些专家学者、有关部门等通过多种方式提出修改《公司法》的意见建议。
第六，修改《公司法》，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需要。绿色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的新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原则作为《民法典》新增加的一项基本原则，应当在各个民商事法律中得到贯彻，即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简称为ESG（Environmental，Socialand Governance），它主要表现在公司治理理念，也应当在《公司法》中有所体现。公司社会责任，实际上是公司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增强自身信誉，强化投资者的信心、消费者的满意和社会的认可，反应公司治理现状，树立公司美誉，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公司法》根据《宪法》制定，《民法典》绿色原则要求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应当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考虑公司职工、消费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利益，全面履行社会责任。
第七，修改《公司法》是坚持资本维持原则，完善资本制度的需要。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启动2023年《公司法》修订工作，即全面整体较大的修改，前后历时5年。2023年《公司法》修订中最大的争议，既不是恢复1993年版本的“根据宪法”与否，也不是公司登记、国家出资公司组织机构是否独立成章（第2、7章），而是注册资本是维持2014年以来现状的认缴制，还是实行限期实缴制。
对于公司注册资本，2013年12月以前的注册资本为实缴制，但是当年修正之后的《公司法》为完全的认缴制，即没有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没有出资比例要求、没有出资期限要求，实践中演变成“认而不缴”。公司注册资本作为市场交易相对人、债权人等判断公司能力的重要事项，完全虚化，没有起到任何实质的意义。公司诉讼相关的实务中，股东出资纠纷是单独的一类特别广泛的争议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民事案件案由中，也属于单独的公司诉讼案由。2013年12月修正以后的《公司法》实行完全的认缴制，即公司的资本可以“认而不缴”，没有期限没有比例的限制，导致注册资本并不能作为判断公司状况、履约能力的依据。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在股东出资期限到来之前，能否要求股东提前缴纳出资，履行不受约定出资期限限制的提前缴纳责任。针对提前缴纳，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要么赞成，要么反对。
赞成的观点认为，当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股东的出资应当提前缴纳，法理依据为《公司破产法》第35条，即公司破产后，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到期，股东需要提前出资，因为公司已经破产。但是，没有进入破产程序的公司亦无法清偿债务的，此时其能否主张提前缴纳出资?应当进行提前缴纳。因为公司破产仅为程序性要求，不能机械地受限于《公司破产法》，否则将导致债权人或当事人不得不去申请破产，在公司可以不进行破产，而仅通过提前出资即可清偿债务时，强制进入破产程序，有违意思自治原则和“公司维持原则”。世界各国的商法共识是，法律应当尽可能地维持公司的存在和发展，即使进入破产程序依然是尽可能的挽救。例如，有重整、和解程序，目的就是避免公司破产倒闭解散。因此，出资在破产中可以提前缴纳，当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也应当提前缴纳。
反对的观点则认为，既然公司已经确定了出资期限，或者没有规定出资期限（无限期），那么在期限到来之前，股东无须履行出资责任，即属于股东的“期限利益”。此种“期限利益”被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予以认可，股东原则上享有期限利益，不能仅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直接主张股东提前出资，除非：一是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案件时，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具备破产原因又不申请的，方可主张；此种情形限于执行程序。二是债务产生后又恶意延长出资期限，故意逃避出资义务的，可以主张加速到期，提前缴纳出资。2023年《公司法》修订没有考虑股东所谓期限利益。
《公司法》（2023年）第47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股东出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比较起来，《公司法》（2013年）的资本认缴制，在出资期限上有的是无限期的，《公司法》（2023年）修订草案一审稿和二审稿均未涉及，而是在第叁次审议稿中开始增加。股东认缴出资在公司成立之日起5年内缴足，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了股东的出资期限，从没有出资期限限制，到增加强制性的缴纳期限，极大影响了公司股东的投资。立法对于出资5年期限的合理性、必要性讨论，在公司法学者之间产生较大分歧。
根据相关部门的反映，《公司法》的资本认缴制度任意性过大，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注册资本没有任何意义。几个人的小公司注册资本动辄上百万元、千亿元，出现天价极端的注册资本，有的甚至故意检测工商部门是否按照《公司法》予以登记，注册资本变成了儿戏。
任意资本认缴制度，会给投资人和相对人双方带来法律风险，一方面给投资人相对自由的投资空间的法律思路，使市场更加有活力，这本身没有问题，而过度的宽松往往又会导致混乱。因此需要进行适度的修正和完善。另外，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国内公司的平均生存期为3年，因此5年的出资期限也足够。出资期限限制带来的压力，可以通过法规设定过渡期、公司自行减资、注销公司等方式进行缓解，并非不可克服。
新法问世，已然岁末年初。
律回春渐，新元肇启。
时光清浅处，一书一安然。
是为序。
曹守晔
2024年1月
【作者介绍】
曹守晔，国家法官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原最高人民法院资深高级法官、研究室一级巡视员、应用法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合同法解释起草小组负责人，民法典编纂研究小组专班成员。曾任中国法官协会第5届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第15届专家咨询委员。2014年荣获中国软科学重大课题研究突出贡献奖。
【注释】
本文为《公司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一书的序言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