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共产党认为，保密是维护阶级利益的客观需要，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和产物，但保密是手段，不是目的。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保密和公开的关系，反对片面地不分场合地强调保密或者公开。要正确处理党的秘密和国家秘密的关系，党的秘密应当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保密观 保密和公开 党的秘密 保密纪律
新中国保密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在理论上也深受党的保密政策影响。作为一个现代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理论创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对保密的起源、地位、性质和作用均有比较深入的论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保密观。本文从历史发展和中西比较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保密观的主要内容及其与西方保密思想的差异，进行考察和分析。
一、基本观点
1.保密是客观需要
与西方思想家（如康德）多从道德角度评判保密不同，中国共产党认为，保密是维护阶级利益的客观需要，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和产物。只要人类还处在阶级社会，就会有窃密和保密斗争。邓小平1950年在中共西南局讲话《要重视保守国家机密》中指出，“无论各党派、政府各部门、群众团体，都有一定的秘密性。”在此意义上，保密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但同时，由于保密总是服从和服务于特定阶级与利益，又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特殊性。不同党派、团体和国家的保密工作有着冲突甚至敌对的一面。因此，简单认为保密是善或是恶的观点均嫌偏颇，而应根据其具体服务对象的性质来判断。
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其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本质上已经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出现的其他政党，但在政党的一些共性上仍保留着不影响其根本性质和宗旨的特点，秘密性就是其中之一。刘少奇曾在1939年撰写的《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一文中专门阐述秘密工作的必要性，可以视为对“保密是客观需要”观点的具体阐发。一是敌我力量对比决定的。在敌人掌握政权、敌我势力悬殊的情况下，“对于我们有利的是采取公开的方式去进行活动，拥护、阐明与执行我们的主张。然而，敌人却能在力量上阻止我们的活动，逼使我们不得不采取秘密的方式甚至处在地下去进行活动。如是这就产生我们党的秘密工作的必要。这是由于有敌人存在以及敌人在力量上的优势而产生的。这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不是由于我们主观高兴秘密工作。因此，党的活动，应该是尽可能的公开，而秘密活动，只是由于有必要。”二是敌我斗争规律决定的。“敌我斗争的通常规律，是敌我双方都要最大限度的损害与消灭对方，最大限度的保存与发展自己。敌我双方都为了要达到上述目的，首先就必须了解对方的情况与企图（愈多愈好），而自己的情况与企图，就要使对方不了解（愈少愈好）。如是就要慎察对方，秘密自己。达到这样的一个任务，是每次战斗胜负决定的前提条件。因此，在敌人存在的条件下，党的工作就必需有一部分是要秘密的。这就产生了党的秘密工作之一般的长期性。” 在党取得统治地位以后，“由于内外的敌人还存在，还有敌人的包围，党的某些部门中的工作暂时还需要秘密。”不过这时秘密工作的性质，与地下工作时期根本不同，“它是完全合法与受到政权支持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性主要针对的是阶级敌人，而非人民群众。按照阶级斗争立场和观点，中国共产党保密工作主要是为了战胜敌人，也只有对于敌人才需要保密；对于人民，则应慎用，甚至禁用。1957年《中国统计》发表的孙昶永撰写的《读吴景超、林和成两教授发言有感》一文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只要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存在一天，我们的保密制度也就需要存在一天。应该看到，我们的保密制度是对敌斗争的一个工具，而不是用来防范人民的。在中国，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对人民讲的事情。”
概言之，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是夺取政权阶段还是执政阶段，为了保存自己、战胜敌人，保密均是客观需要，轻视甚至否定保密的地位和作用不但有害，也违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2.保密是手段，不是目的
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保密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不是为了保密而保密，保密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心工作的指导思想。在中央正式文件中，1960年中央保密委员会《对于保守国家秘密问题的暂行规定（草案）》第一次对上述观点作了阐述，指出保密工作必须遵循“便利生产、便利工作而确保国家秘密”原则。198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将“既便利工作又确保秘密”作为新时期保密工作指导思想写进中央文件。1988保密法将“既确保国家秘密又便利各项工作”规定为保密工作方针主要内容之一，使得这一思想法律化。2010年，新修订保密法进一步完善了上述原则，规定保密工作“既要确保国家秘密安全，又要有利于信息资源的合理利用”。综合有关文献资料，中国共产党认为，保密的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使党脱离群众，沦为传统秘密社团的危险。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宗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为了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和组织发展的一贯政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对群众保密在根本上是和中国共产党宗旨相违背的，也不利于党的事业的发展。但革命斗争又需要对党的组织和力量采取一些保密措施。这就产生如何把握保密界限的问题。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以及李克农等多次提出秘密工作要和公开工作密切配合，反对为保密而保密、将保密工作“神秘化”的做法。从理论上讲得比较多的是刘少奇。他在上面援引的那篇文章中指出，秘密工作要尽可能利用公开的合法身份，公开因素越多，对秘密工作越有利。“在党的各个工作部门内如有更多的合法可能利用去公开进行，就可以使得党的秘密工作部门减少和缩小到缴低的必要的限度，就可以减少和缩小秘密工作的机关与人员及经费。就使秘密工作机关更易于组织。只有扩大公开工作的范围，才能缩小秘密工作范围；相反，如果缩小公开工作范围，就不可避免的要使秘密工作范围扩大，这在秘密党来说，是大大便利于敌人和侦探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对于加强保守党与国家机密的补充决定》（1951年5月28日）指出，“在党内和群众中进行保密教育时，应该注意不要使党在人民群众中走向神秘化，不要把党的支部的一般工作规定为秘密事项，使支部脱离群众”。《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起草过程中，曾有人建议规定“各国家机关对自己业务应有定期公布”，后因故未采纳。
保密过度的第二个负面作用是可能直接损害群众利益。这方面一个典型案例是毛泽东曾亲自过问的气象信息保密问题。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从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出发，停止在报纸上刊登天气情况和天气预报，气象信息处于为军事服务的保密状态。1953年4月中下旬，正当华北广大原野冬小麦拔节期，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强寒潮突然向黄淮海的大片地区袭来。4 月10 日到25 日，一场大风过后，气温骤降到－ 3℃ ～ － 5℃，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及安徽部分地区，小麦枯萎，农民蒙受了减产数十亿斤粮食的损失。毛泽东了解到这一严重情况后，立即在一张便条上写道: “气象部门要把天气常常告诉老百姓，国民党老爷不管老百姓死活，而我们是关心老百姓的。”195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经请示周恩来总理，批准了中央气象局《对于取消气象保密的报告》，同意天气实况、天气情况和天气预报使用明码。6月1日，中央气象台第1次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媒体向北京市民直接提供天气预报服务。1953年初，在军委例会上讨论国防工程建筑时，业务部门依据苏联顾问的意见，为了国防保密，要求把内伶仃岛上的居民全部迁走。彭德怀当即批评说：“迁移居民一定要慎重，要积极动员。岛上的（居民），有证明的留下，重大嫌疑的迁走，但这是极少数。内伶仃的居民全部迁走，要不得，这是单纯军事观点。”
保密过度的第叁个负面作用是阻碍科学技术进步。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元帅长期主管国防科技工作，对科技保密工作颇有研究。1961年，聂荣臻在向中央汇报1961、1962年科学技术工作安排时提到，科学技术战线上的歪风之一就是过度保密，“为了争名，借口保密，垄断课题，封锁消息，独占资料，拒绝内部的交流经验”。同年，聂荣臻向中央报告有关自然科学工作政策问题时，又详细谈到科学工作保密过度问题。由于保密范围过宽、用人条件要求过苛，保密项目越来越多，用人圈子越来越小。这就使得许多本来可用的力量闲置不用，不少重大课题只能由一两个水平较低的青年去攻坚，很久都过不了关。另外，本来可以协作交流的事情也不能协作交流，形成相互封锁、耳目闭塞的现象。根据上述情况，聂荣臻在1961年给中央的《对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就科技定密、涉密人员审查、科技交流与保密关系提出许多重要工作意见建议，其中许多意见今天看来还很有启发。一要根据不同情况规定密级。例如：尖端技术要分别核心部分和外围部分，全面和局部，自己独创的和国外公开的，技术工艺性的和理论性的，运用兄弟国家机密资料的工作和自行设计的工作等等，以集中力量确保真正要保的机密。按密级的不同，分别吸收符合条件的人来参加工作。为了正确划分密级，需要吸收有关专业人员参加商讨，并由有关领导机关决定和批准。二要正确地进行人员的政治审查。旧社会出身的科学工作者，家庭社会关系和历史情况往往比较复杂，但是有些人又确有专长。各个研究机构，必须会同干部、保卫部门，根据“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要看本人；有历史问题的，主要要看今天的表现；有问题要看大小”的精神，对他们的情况作认真而有分寸的审查区别，以便安排适合的工作，使之各得其所。有些人，被怀疑有问题，但缺乏证据，应当积极进行调查，早予结案。有些人，经查明确不宜于继续留在原岗位工作，就应当调去做其他工作。对个别对象，各有关单位看法不一致时，应报上级党委和有关领导部门进行审查处理。对于一些确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的审查和使用问题，必须从速解决。应该由适当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亲自掌握，把他们的问题抓紧弄清楚，认真作出判断，凡是能用的，应该大胆地加以使用。叁要妥善地解决科学技术资料和经验的交流问题。过分地扩大保密范围，提高保密等级的作法，往往封锁自己，妨碍科学进步，而且也不利于确保真正的机密。有些单位，借保密之名，行垄断之实，则应予以批评纠正。”
保密的第四个负面作用是滋生腐败、保护特权。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有全国政协委员提案，要求除明文规定的项目外，一概不得保密，防止有人利用保密保护特权、失职、落后、犯法行为。国家保密局曾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并在制定保密法过程中，起草了有关条款，如不得利用保密对国家隐瞒本单位、本人或者其他人的工作失误行为和违法行为，不得利用保密阻碍先进科学技术在国内的开发和合法利用等。后因故未采纳，但在1988年保密法第八条有一个禁止性条款，即不符合该法国家秘密定义的，不属于国家秘密，不应列入保密范围。2010年新修订保密法增加了定密不当条款，规定机关、单位对不应当定密的事项定密，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有关机关、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保密的第五个负面作用是影响对外开放。这主要出现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对外交往增多，发生了一些泄密事件，实践中出现不少要求加强保密工作的声音。1981年7月，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就保密工作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明确指出：“原则上对外开放是不能变的，主要研究在开放的情况下，如何保密，对外要注意些什么，具体指出，以便有关部门提醒和执行。”1982年，彭真也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要学会在大海里游泳、捕捞的本领。既要放宽人们对外来往的范围和条件，又要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和荣誉。”“必须保守的机密，要有效地保，任何人不得泄露。不需要保密的事，就不要乱保，不要把保密工作神秘化。”时任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陈丕显也在内部讲话中提出 ：“所谓保密要为四化服务，应该包括保卫和促进两个方面。第一是保住党和国家的秘密。在一定时期内，该保的秘密一定要保住、保好。这是个前提。保不住秘密就谈不上服务，就会损害四化建设。第二是促进，保得好，保得适当，才能促进。保得不适当，比如，某项科研成果，已经不成为秘密了，或者不放宽限制就不能取得更先进的技术，就应该适时地公开或者放宽限制。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把局部的暂时的利益和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统一起来、结合起来。”
可以说，保密是手段，不是目的思想，是对保密是客观需要观点的进一步阐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保密局限性的清醒认识，对保密负面作用的高度警惕，以及对保密过度可能造成危害的防范。这是中国共产党保密思想中非常值得重视和挖掘的内容。
二、保密与公开
根据上述观点，中共领袖一贯反对片面地机械地不分场合地强调保密或者公开，而是要根据具体事项的内容与性质，决定是全部保密、内部传达还是对外公开宣传，并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适时调整具体政策。据201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937年8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在山西太原做统战工作的彭雪枫，就统战工作中如何把握介绍红军情况的口径指出，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要向他们请教各方面的情况，不可自夸红军的长处，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又如对于国统区城市工作，1944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要区分不同内容决定保密还是公开，“城市工作的方针和一般策略是无法秘密的，是应该向全党传达的。但是在城市与一切敌占区的具体工作计划及具体组织工作，则应完全秘密。”1945年6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党部的通知，一切七大的文件，包括各种报告及党章，均须在报纸上发表，使党员与党外均能阅读。抗战胜利之初，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大力发展东北的方针，先后派遣大量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但受制于中苏条约的安排，中共在东北不具“合法”地位，中共所依据的只能是既成事实，而这一点是得到苏联默许的。因此在最初一段时期，毛泽东规定了一条方针：“东北的事情，我们只能做不能说。”1948年，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党的政策必须及时向群众公开》，要求“党的政策必须及时向群众公开” ，对党的政策的不恰当保密将使党难以获得群众拥护。“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之正确的部分或错误的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领导者必须经常掌握这一主动，不要因为过分小心，许多有关政策问题，仅限于少数干部知道，弄得群众及下级干部反彷徨不定，结果必使自己陷于被动。”1949年，在与傅作义谈判过程中，对于军队改编问题，傅作义方面希望“原封不动”，林彪等提出并经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决定采取“对军官个人则专门拉拢与优待，对部队则须坚持革命性质的改编原则”，“并准备届时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决”，但同时商定“在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见”。
新中国初期，对于工资政策问题，因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毛泽东一向慎重，在1952年5月9日的一个批示中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根据这一方针，对于工资调整计划，在未公开之前，要求严格保密，不得擅自对外宣布。而这方面确实是教训的。毛泽东在1953年7月13日的一项指示中专门说过这个问题：“鉴于今年未经中央正式决定，即已将拟于七月一日增加工资的计划普遍传达下去的情况，今后对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事项，凡尚属拟议，未经正式决定并允许下达者，一律不得下达。”
又如抗美援朝问题，在作出正式决策之前的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指令“不要向任何方面表示我军有出国的意图”。出兵之际的1950年10月18日，指示“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10月19日，又指示报纸广播不要发布任何战争情况，“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作任何公开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准备”。10月21日指示， “外国通讯社如对志愿军有反映，请注意在四五天内不要登载在《参考消息》上。”但到1951年初，根据情况变化，适时改变了做法，1951年1月5日指示说，“凡军事上有重要发展，例如攻克要地、获得重要战果，及采取释放敌俘等重要步骤，均宜由新华社在不泄露军事机密的条件下随时发表。”期间的1950年12月11日，中央获悉美军准备撤退的情报，毛泽东在将有关情况第一时间电告前方彭德怀等的同时，明确要求“为了不使部队松气，上述情报不要下达。”
对于新闻报道与保密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则是一贯和坚决的，除了涉及军事秘密和国家秘密的内容外，均应当公开报道。一是党的政策要公开报道。毛泽东1948年3月6日曾给刘少奇写信说，“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做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1948年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他还批评了与此相背的一些错误观点，如“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认为这是不能切实贯彻群众路线的表现，是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二是重大灾情要如实报道。1959年，毛泽东就广东大雨问题给胡乔木、吴冷西写信，要求报纸“如实公开报道灾情”，“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这主要都是从便利工作角度考虑的。叁是对领导干部和政策中的的错误失误要公开揭露。1945年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要求全党“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并把这件事提到“扫除官僚主义”的高度。1953年毛泽东曾指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邓小平在1954年5月一份宣传工作的文件上也曾经指出，“我们在报纸上公开揭露自己的错误，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要想完全不被敌人利用是不可能的。如果因为怕被敌人利用而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那就会实际上走到抛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道路，这也正是那些惧怕批评的人们拒绝批评的一种借口。”四是坚决反对西方所谓新闻自由。胡耀邦在《对于党的新闻工作》（1985年2月8日）中指出：“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报道，我们新闻界有些人觉得人家似乎比我们更加真实，更加敢于暴露。我看不能这样说。…说是敢于暴露，这也要看什么题目。西方国家同样是严格保密的，谁要是泄露了，同样要追究责任。所以，认为西方新闻比我们有更大的真实性，这并不符合事实。”
来源：《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本文为文章摘录版，如需引用，参阅原文）
